王笛：回顾中国历史，权力不作为，反而是最好的作为
合众声摘要：
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却视而不见：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治水和戍边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反反复复的黄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表面上看来，一个政权如果能够调动一切资源，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历史证明恰恰是相反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大帝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和稳定的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等本来应该是常态，但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如果一个社会只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官（或政府），一个是民（或个人），中间缺乏社会的缓冲地带，失去中间社会的支撑，那这个社会就是最缺乏稳定的。
本文转自王笛著《碌碌有为》
中国社会的演变
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时间线上来看，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许多历史学家曾经认为的，中国的历史是停滞不前、周期性循环的。朝代循环论不仅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时得出的结论，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说法，例如孟子的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等等，这些说法都在强调朝代循环论。
所谓的“朝代循环论”，狭义上是指朝代兴亡相继，广义上则是指与朝代兴亡有关的其他类似的循环现象。
朝代循环论是我们探究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这个问题的追索可以回答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吗？明确的回答：显然不是。
朝代循环论逐渐被进化史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而非黑格尔所称的“无历史的文明”。
他这里所谓“无历史的文明”，就是说没有进步，只是在王朝更迭中循环。虽然是王朝更迭，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只是与西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第一，中国的文化是不断发展的。
汉代，佛教东来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佛教进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分子吸收印度佛教，加之庄子、老子的思想，形成魏晋玄学之风，对当时以及后代的文人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后，唐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使佛教愈加兴盛。融合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佛教，既有悲天悯人的宗教精神，又兼具中国传统人文的理智清明，造就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新典型。
唐宋时期，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来说，平民文学和艺术诞生了。在唐朝之前，文学和艺术都是贵族化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者也大多来自贵族阶层。唐以后，平民出身的文学家、艺术家越来越多。
他们创作了很多反映平民生活的艺术作品，很多平民家里也会挂几幅字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艺术和文学都已经平民化。
尤其是宋代以后，养鱼、喝茶、赏花不再是贵族专属的休闲活动，也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日常。
除此之外，唐宋也是重要的对外文化交往时期。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中国的纸张、印刷术、瓷器传入欧洲，欧洲的基督教、犹太教，西域服饰、农作物也传入中国，还形成了流行的“胡风”。
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到明朝初期又形成一个新的局面，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带着宗教、几何、西方艺术、西方武器等进入了中国。
第二，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变。
在经济发展历史上，宋代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纸钞在宋代开始使用，经济活动非常频繁，有研究者称有宋一代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时期，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
这里的商业革命首先是指技术的进步。一年两熟占城稻的引入，使得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丝织品、陶制品的技术进步使得宋代瓷器的品质臻于完美，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书籍的传播空前地广泛，这些技术进步带给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宋朝以后的米、茶、纸、瓷器，明朝以后的棉花、番薯、玉米等作物，生产和消费总量一直在增加，人均消费也是增加的。
贸易的发展使当时的中国城市不再以行政为主导，而是以贸易活动为主要动力。海上贸易的规模日益扩大，关税也成为宋代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州、泉州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城市。
明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阶段。国内商业的发展促使地区的行会、会馆大量出现。这种官商结合性质的组织为商人之间互相交往和互相帮助提供了便利。
国内的长途贸易兴起，官方修建的运河水系和长江水系成为主要的贸易路线，这也促使经济市场不断扩大，不同规模的贸易城市逐渐产生。
16世纪，从南美洲引进农业作物也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之一。正是玉米、番薯等农作物的引入，才部分地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的温饱问题。这些作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
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最深的经济变化来自清中叶以后。西方全方位进入中国，其带来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税收制度等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直接的刺激是促进了近代中国工商阶层的诞生。沟通中国市场和外国商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商人类型。传统的士绅也进入工商界，公开地经营近代企业，产生了商、绅结合的社会现象。工人阶级也在新式工商业中诞生，他们在力量积累和意识觉醒的过程中，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变革者。
第三，朝代循环论无法全面概括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这些朝代有长有短，统治者有汉族有少数民族，有的统治中国的全境，有的只统治一小部分。“朝代循环论”所说的朝代，指的是那些主要朝代，而像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小朝代则被忽略掉了。最典型的是魏、蜀、吴三个国家并存的三国时期。西晋时期，魏被当作正统，因为它从汉朝皇帝手中接过皇位，其后又将政权转移给晋朝，这种上下承续的关系符合“朝代循环”的特征。而到了东晋，前朝的观点受到质疑，重新以血统关系来衡量一个朝代是否是正统，偏安东南的东晋王朝与偏安西南的西蜀有着“同病之怜”，于是东晋将西蜀作为三国政权的正统。而到了宋代，朱熹重新评定历史，也将正统归于蜀，因为他觉得西蜀是汉王朝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单是对“王朝”的定义便如此复杂，人们的依据也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朝代循环这种看似规律的普遍性，更应该洞察其中的特殊性。
谈“朝代循环论”，其实就是将皇帝当作朝代兴亡的中心。皇帝对一个王朝的兴亡固然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人口、土地、士绅、农民、赋税、经济、气候、灾难等综合因素。过分强调皇帝角色的重要性，很容易丧失对历史全局的考虑，因为即使是精力最旺盛的皇帝，也无法独自统治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
只有综合多方面的因素，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中国历史的特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指出在多大的意义上，一个朝代接续上一个朝代是一种循环，或是一种发展。
朝代的兴衰就像人的生死一样，都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从朝代的兴衰历程中学到有益的东西。
王朝更迭往往是民族的大灾难。
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集权体制带给中国的灾难多于稳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波及全国的大动乱。当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的时候，一旦帝国的某一点被突破、某一个链条断裂，混乱和崩溃就是全国性的，死亡动辄数以百万或千万计。根据维基百科世界战争列表，世界历史上10个死亡千万人以上的战争，中国就独占了5个，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苦难那么多、那么惨烈。
本来地大物博应该给中华民族提供更多的幸福保障，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究其终极原因，正是我们经常引以为傲的集权和庞大的王朝。
庞大的王朝，无非满足了帝王的野心。他们开疆拓土，其成就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百姓是最大的代价。我们今天对他们歌功颂德，不过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我们如果换一个位置，站在一个遭受苦难的百姓的立场，会怎样思考？
有时候，哪怕是星星之火，也可能燎遍整个国家。从秦末带领一个村庄的劳役去戍守渔阳的陈涉，到元末修黄河水利的民工韩山童，再到近代拜上帝的书生洪秀全……
最新的记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而且每次一个大帝国走向崩溃，给中华民族和文化带来的几乎都是灭顶之灾。
对一个只想好好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如果他有选择，强大无比的集权体制可能是最坏的选项了。因此，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我们一定要跳出帝王史观，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社会、放到民众、放到日常生活上来。
微观历史代表作者、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老师亲笔签名版《碌碌有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在“帝王史学”之外还有“民众史学”，碌碌之辈犹如涓涓细流，历史长河就是他们汇聚而成，忽略掉他们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
中国社会的结构
金观涛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书——《在历史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他认为中国有着绵延两千多年、停滞的、周期性的超稳定结构。
但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并没有停滞，而且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其实本书中也涉及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分析，下面我们就中国社会结构中比较重要的方面进行简要的总结。
对社会结构影响最深刻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从秦汉到明清时期，郡县制行政区划让中央政府逐步集权专政。郡县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地方政府长官都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有利于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掌握独断的权力。不过，郡县制允许有志之士进取入仕，不是完全仰赖世袭，这也为社会中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
在官员选拔制度上，隋唐以后，科举制度逐渐兴起，平民百姓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升迁至重要官员的例子比比皆是。宋明两代的宰相，不少是贫寒人家出身的。世袭贵族和门第的势力逐渐被平民知识分子所取代，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逐步消融。
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科举社会。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府来领导社会，政府的行政力量不断新陈代谢，形成了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
不过，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有自身的弊端，那就是往往历经多年不变。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制定一个制度来仿制它。久而久之，病上加病，制度也越来越繁复，在其中的人受到更多的束缚。这也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治传统。中央集权太甚，导致地方力量薄弱。
传统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政策。农业被奉为“本业”，从理论上讲，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工匠和商人。他们不仅是赋税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安定的主要因素。
由于土地、租佃和赋税制度，大部分农民无法依靠土地养活家人，家庭手工业成为人们积极赚取额外收入的产业。对于农民来说，旱灾、洪灾、蝗灾等自然灾害的威胁是巨大的，经历灾难的农民很容易成为起义的参与者。
虽然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但这正与社会现实相矛盾。商人之所以地位低下，是因为统治者不想让农民偏离本业。从唐宋时期商业逐渐发展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商人在中国社会中产生的影响逐步加深。
明清时期，中国的集贸中心数量大大增加，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甚至是乡村的市集，贸易和商品流通激增，进入商业领域的物流运输人员、劳动力、小商贩、牙商、店铺业主也逐渐增多，对外贸易让中国成为数以百万计白银的净流入地。
晚明江南
不过，商业贸易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政府没有为商人带来社会保证，商人也没有建立起拥有自治权的商业组织。虽然在清朝的各大商业城市中会馆林立，但它们的存在对商人来说更多是为了结交达官显贵，不是为了拥有组织自治的权力。这也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家族制度也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家族是单系亲属所组成的社群，在结构上包括了家庭，但在功能上超出了家庭的范畴。家族既包括生育的功能，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事业单位，具有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复杂的功能。在维护乡土社会秩序上，家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家族强调礼治，推崇道德楷模的行为可以让乡村社会更趋于“管教”。在邻里之间的协调上，家族也经常起到中介的作用。
家族还承担了孤寡族人的教养职责，以及子弟的教育职责。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便是这种制度的推行者之一。他将此制度推行于士族之中，同族孤儿寡母的教养之责均由义庄公田负责。
由士族承担本门孤寡的福利职责从北宋开始，历经元、明、清三朝而日盛，该制度成为民间公领域承担社会责任的代表。
在小农社会中，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家族作为地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在维护地方秩序和负责地方公益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民社会，是以士人和士绅为主的中坚阶层。
战国时期已经明确提出了“士农工商”四阶层，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四民社会逐渐演化，到明清时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重要的组织架构。
士农工商，以士为首，士人进取入仕可以从政，进而影响政府和社会，退一步可以主持教育，鼓舞民间学术风气，可以说是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士人阶层的存在使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教育成为一套完整的系统，孔孟儒家思想成为其共通的内在精神。
到了帝制晚期，中国社会发展出士绅群体，它是处于地方官员和农民之间的地方精英群体。“绅”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的体现，它展示了这个群体的官僚特质；而“士”则是指具有孔孟儒家精神内涵的知识分子。作为“士”的“士绅”基于财富、教育、权力和影响力，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地位。
本书在讲士绅的时候指出，士绅在传统中国社会具有众多特权，包括经济特权、司法特权等等。另外，士绅也是地方公共事业的倡导者，努力协调本地农民与地方官府利益之间的平衡。士绅的性质非常复杂，反映了帝制晚期中国社会阶层的多样性。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士绅社会。
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每年各地有大量学子通过各级科举考试。但是清代实行的是小政府的政策，正式职位非常少，大部分有功名的士人并没有机会加入到官僚体制当中，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获得任何实职。不过，他们却有另外一条出路，即积极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成为地方事务的领导者，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如他们可以免于劳役，陷入官司也不会被上刑。
清政府的正式权力机构实际上在县衙门一级就结束了，虽然近些年有学者对“皇权不到县”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其本质和我们对清代县级政权的认识并不矛盾，仍然是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已经研究过的士绅社会，即由地方精英所主导的地方社会。
士绅（或者地方精英）是清朝统治的基石，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传统社会的领导者。一旦士绅自治和统治者与士绅所达成的妥协（即地方社会由士绅和精英自己管理）遭到了破坏，整个王朝便失去了社会的稳定性。清末新政对社会组织的摧毁，打破了过去社会所建立的稳定性，对清朝改革抱有希望的士绅对清王朝彻底失望。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指出，政治革命是由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短时段的政治波澜是由中时段的社会潜流所决定的。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大一统”。我们应该从多种角度观察历史，归纳起来，无非两种史观：一是帝王史观（或者英雄史观），二是民众史观（或者日常史观）。
不少历史学家其实秉持的是帝王史观，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开疆拓土、大国声威、万方来朝、皇恩浩荡、宫廷谋略、严刑峻法……
在他们的历史书写中，这些帝王的基业带给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的是什么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看不到也不关心那些血淋淋的历史：横尸遍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西方历史学家也给这种集权神话的流行做出了贡献。如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其《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一书中，便证明要实现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统治那片广袤的大地，因此君主专制便是必然选择了。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认为北方和中亚的“蛮族”对中原的入侵，也是建立强大专制政权的推动力。
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却视而不见：在专制集权的统治下，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治水和戍边两方面都是失败的。反反复复的黄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就是活生生的历史教训。
表面上看来，一个政权如果能够调动一切资源，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但历史证明恰恰是相反的。
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大帝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和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和稳定的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开元盛世”等本来应该是常态，但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却是少之又少。
如果一个社会只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是官（或政府），一个是民（或个人），中间缺乏社会的缓冲地带，失去中间社会的支撑，那这个社会就是最缺乏稳定的。
托克维尔指出，由于资源都在政府手中，那么政府将要对发生的一切不幸事情负责，人民对现状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会“指责政府”，即使是“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也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因此，社会中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吸收和消化负面因素，一切错误和不幸都要由政府来承担。
权力高度集中，掌权者得到了满足，最后却发现正是高度的权力集中，把自己推向了绝境。所以，托克维尔说：“想到这种几乎无止境的划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相互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
地方缺乏多样性，社会变得死板，没有自我修复和调节的能力。托克维尔总结道：“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这就促使一切法国人彼此极为相似。透过依然存在的各种差异，国家的统一已经明显可见；立法的一致性是国家统一的表现。”
一个健康和繁荣的社会，一定是自由的、自治的、多元的，而且民间社会是充分发展的。
这本书所呈现的历史和故事，反反复复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依据。其实，这不过是阐明了常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通常是违反常识的。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对大一统的迷信，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微观历史代表作者、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老师亲笔签名版《碌碌有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在“帝王史学”之外还有“民众史学”，碌碌之辈犹如涓涓细流，历史长河就是他们汇聚而成，忽略掉他们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
中国社会的动力
在本书的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专制集权下，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
就是说，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似乎能达到令行禁止，看起来很有效率，然而正如亨廷顿指出的：“着眼于研究稳定问题的经典政治理论家们”的结论是，“形式简单的政府最易衰败，而‘混合的’政府形式则稳定得多”。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高度集权的政府反而是不稳定的，让社会和个人充分介入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才是最持久、最坚固的。我想，懂得中国社会的历史、强调社会的作用，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需要。
我以清王朝的灭亡为例来阐述这一点。
当时，西方记者就看到了清王朝这个政治结构的致命弱点。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国人埃德温·丁格尔（Edwin J.Dingle）作为上海《大陆报》的记者前往汉口进行报道，便觉察到清朝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特有的行政机构既是清朝的中流砥柱，也是清王朝最薄弱的地方。这个机构需要完全听命于一个严格、正直而又不缺乏机敏的皇帝。”
皇帝本人也知道这个体制的弱点，“不止一次考虑去寻找有效的补救方法。但是，当问题被提出来时，就连皇帝最能干、最忠实的大臣也坚持说，没有补救的方法”。
也就是说，无论这个皇帝多么英明或者有才干，这种金字塔结构本身，即皇帝大权独揽，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更可怕的是，哪怕皇帝意识到这个问题，仍然是无法补救的，“皇帝本人也无能为力，弊端无处不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丁格尔认为，“由于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因此所有官员都对他隐瞒事情的真相”。因此，皇帝看不到出现的问题，从上到下都敷衍，都回避现实问题，无人愿意承担责任。皇帝本人也被蒙蔽。
“毫无疑问，皇上看不到骚乱和民怨沸腾的场面，而这更导致所有官员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下层的地方官吏为了保住职位，也会向上司行贿。而皇帝却被告知一切都很好，即使每件事都很糟糕，穷人们正在饱受压迫。”
通过正常的官僚机构，皇帝难以得到真实的信息，几乎不得不完全依靠他的“耳目”。如果皇帝能“亲自做和考察每一件事情，好倒是好，但是，在一个像他的帝国那样大的国家里，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因此，严酷的事实就是，就算皇帝精力充沛、非常勤勉、绝顶聪明，还关爱百姓、做出许多努力，他的属下也忠实并恪守他们的职责，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是一个智力、能力和人品都有问题的皇帝，那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依靠一个大脑做出决策，犯大的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我们发现了帝国危机的深层原因。
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下面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做给皇帝一个人看，让皇帝一个人高兴，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不是考虑是否合乎百姓（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是考虑是否能得到皇帝的首肯，受到皇帝的青睐，而非选择于国于民最有利的方案。
此类的错误选择如果只是偶尔发生，还无伤大雅，但如果长时期都在做出错误的抉择，那一个王朝衰落甚至覆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晚清士绅
清末的权力体系是最不稳固的。士绅被剥夺了对地方社会的领导权，也是他们反对清王朝的原因之一。传统社会所形成的社会中间阶层是一个王朝稳定的基石，当这个中间阶层被抽出以后，底层社会与官僚集团之间缺乏了缓冲地带，社会就变得很不稳定。
对统治阶级来讲，最关心的是权力是否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为手中的权力越大就越能巩固其政权，但事实却相反，权力分散才能产生稳定。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应该是清王朝最虚弱的时候，却因为分权拯救了清王朝。当时八旗和绿营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曾国藩、李鸿章通过编练湘军、淮军而掌握了军权，使中央集权大大削弱。
这种权力的下移是清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地方督抚不仅控制了地方的经济，而且还掌握了军队，军事权力被转移到地方，并主导了洋务运动，中国从而开始了生机勃勃的所谓“同治中兴”。但是，晚清新政是中央收权的一个过程，这个努力不但没有强化清王朝，反而削弱了清廷的统治。
清末新政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其后期，清王朝却试图收回曾经下放的权力，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各阶层普遍不满，清朝也失去了政权稳定的社会支柱。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即使再大的政府，也不可能无所不能。由于秦以后的中国古代史，总是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存在，因此给人们造成了一种理解的误区，认为既然国家权力无所不在，那么一个强大的政府就可以无所不能。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既然要依靠强大的政府管理一切事务，首先这个政府就需要掌握越来越大的权力，控制越来越多的资源，干预人们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那么，为了执行这些权力，运用这些资源，就需要雇用越来越多的官员，设置越来越多的机构，结果造成机构臃肿、权力寻租、腐败滋生、人民负担加重、办事效率低下。这其实就是政治权力的内卷化，也就是说国家掌握的资源越多，参与的事务也越多，但社会管理的效能反而降低了。
因此，要治理好中国，就必须调动社会的能动性。从一定程度来讲，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政府克制自己的权力，给人民更多的自主权，反而是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权力不作为，反而是最好的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农民，勤劳、聪明、肯吃苦、善于经营。往往他们有更多自由的时候、权力退出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历史文献上经常说的“与民休息”的时候，就是他们好日子到来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总而言之，中国要长期稳定地发展，必须要让社会充分发挥活力，要蓄富于民，要让每一个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而不是一切由国家来包办。只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和全民参与的社会，才是正常的、能够持续发展的社会。我想，这就是这本中国社会史能够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吧。
微观历史代表作者、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老师亲笔签名版《碌碌有为》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在“帝王史学”之外还有“民众史学”，碌碌之辈犹如涓涓细流，历史长河就是他们汇聚而成，忽略掉他们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